他的12年——专访陕北千亿矿权之争当事人赵发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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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月14日,《中国经营报》以《陕北千亿矿权争夺获最高院落槌 陕西省政府曾发函施压》为题,报道了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凯奇莱”)与西安地质勘查开发院(以下简称“西勘院”)终审判决一事,引发广泛关注。

由于凯奇莱与西勘院纠纷历时12年,情节离奇,更有陕西省政府发函施压等细节,一直以来,媒体都予以高度关注。而该案宣判则恰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次日,媒体认为该个案于依法治国、产权保护等方面意义重大。

“我是21日早晨9点到的东交民巷的最高人民法院本部,在第七审判庭,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,我到的时候,法官和西勘院的代理人都已经在审判庭门口等着了。最高院一位庭领导先讲了一下,说这个案件他们高度重视,现已审理终结,接着才发判决书。”凯奇莱法律顾问、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透露,2017年12月21日,最高院虽然是以谈话而非开庭宣判的形式下达判决书,但是仍然能看出“非常正式”。

“宣判之后,我们已经给西勘院正式去函,对接下来的合作和下一步的开发,表明了我方意见。目前尚未收到对方书面回应。”刘长在1月17日接受《等深线》(ID:depthpaper)记者采访时透露。

1月17日,凯奇莱法定代表人赵发琦接受了《等深线》记者专访,这位51岁的民营企业家,对眼前的胜利,似乎并没有太高兴。

过去12年中,赵发琦为了一份合同,走过中国各级法院,历经民事、刑事、行政各类法律问题,先后出现在上百个新闻报道中。他认为,在十八大后,自己的案子出现了明显变化,但过往漫长的诉讼中,也足见一些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。

“契约精神,依法治国,我的个案体现了这两个方面。但如果回头看12年,你看到的又是人们如何破坏这两种东西,可见想要推进依法治国,还是需要魄力,需要努力的一件事,不是那么简单的。”他说。

赵发琦称,案件最终能够胜诉,与国家提倡依法治国、尊重产权分不开,也与12年来媒体的持续关注密切相关,他表示很期待有关部门在执行判决上,能够进一步体现契约精神,践行依法行政,让这件事能有个公平公正的结果,而不是一纸空文。

《等深线》:凯奇莱和西勘院的纠纷持续12年,很多媒体也都做过追踪报道,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,所以大家好奇为何在判决出来后,你没有主动去讲这件事,而是媒体发现了判决书找到你采访,为什么?

赵发琦:首先,现在这个结果,虽然胜诉了,但从我内心来讲,迟来的正义不属于正义。尤其,最高人民法院,是我国最高的审判机关,拖的时间太长了,第一次二审是整整三年,这一次二审又是六年半,这种状态,我很难对他说感谢的话。我觉得我们的法院,12年前就应该作出明确的判决,而不是让我们等这么久。任何人等上12年,心态能平衡吗?我不平衡,我有抱怨,这很正常。

其次,在这个过程中,我看到了司法干预和腐败。2008年5月4日,陕西省政府给最高院发机密函54号,开宗明义说,这是按照最高院的要求发的。我理解,这个函件是双方协商好的,是演戏,表明上看是对最高院赤裸裸的威胁,但我认为其实是一种表演,是当时最高法院与陕西省政府“有默契”的一种表演。

内心很复杂,这些年,媒体始终在关注这件事,为什么?我个人觉得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价值千亿的煤田,更因为这件事的本质,是一个简单的事情,一句话讲,就是契约精神,你有关部门有没有诚信的问题。这么简单一件事,却要12年,换做是谁,我觉得都没什么好激动的了。

《等深线》:我们注意到,这次终审判决解决的核心问题,是凯奇莱和西勘院的一个合作协议,这个合作协议是怎么来的?最初是怎么回事?

赵发琦:就是一个合作勘查合同。这块地方,最初是西勘院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工作,2003年5月,西勘院没有资金了,需要招商引资,他们请陕西秦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做了评估报告,评估了1410万元,评估目的是这么写的:“西勘院拟吸引资金联合勘查陕西省波罗-红石桥地区煤矿资源”,并且强调“将其拥有的该勘查区煤矿探矿权作价”,“作价”这两个字非常关键,它也符合国家法律规定,探矿权是一种用益物权,是一种财产权,可以交易。

后来了解,西勘院第一次招商引资是山东鲁地公司,2003年5月两家合作勘探,协商总价是1300万元,比评估低了100万元。山东鲁地公司也是山东地矿厅的下属单位,也是地矿单位,和西勘院算是兄弟单位。

但鲁地公司认为这块地是有风险的,不确定因素太大,中途提出退场。西勘院在自己的网站上招商引资,继续找合作方。我知道后,就去找西勘院。双方协商后在原来评估的基础上,加了100万元,是1500万元,然后我们双方于2003年8月25日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。

但是签订合同后,西勘院一会儿说可以履行,一会儿说不履行,我们才发现,跟我们签约后,他们之前和山东鲁地的合同都还没有解除。等后来他们解除后,西勘院又通知我们说,合同可以履行了。

《等深线》: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是什么?为什么会出现对方在是否履行合同上态度变化?

赵发琦:我们合同约定,我们支付西勘院探矿权价款1200万元,即拥有该项目探矿权成果80%的权益。在此基础上,我们双方按2:8的比例出资,对该区煤炭资源进行合作详查和勘探,并约定,该勘查区无论是勘查升值、联合开发,还是矿权转让,所产生的利益,甲乙双方将以2:8比例分享。我们还约定,勘查的原始资料和成果归双方所有,所占矿权比例不得随意转让给他人。这都是白纸黑字的约定。

2004年初,西勘院让我们先付10万元设计费,就是详勘精勘的设计费。到了2005年,西勘院要求我们打款,我按合同约定把1200万元打过去了。打完款,西勘院给我出了个函,给我把钱又退了,说我们之前的合同与陕西省常务会议纪要不一致。

后来我们才搞清楚,西勘院前前后后和很多人签订了协议,让对方出钱去勘探,回头又把人家踢出局,我了解的,就有十来个。

《等深线》:这个陕西省常务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?你们后续是怎么沟通的?

赵发琦:2003年10月22日,陕西省政府出了第21次常务会议纪要,主要讲前几年已经登记了探矿权单位的人,一律算是代表政府实施勘探,探矿权人没有处置权,如何处置,按照省政府统一规划。

我们是当年8月签订的合同,是以当时的法规做基础的,而后来这个纪要是秘密文件,我们也没看到,事实上这个文件也没有法律依据。西勘院退款后,我就把西勘院的函件附上,给省长写信,一个多月后,西勘院又说要继续履行合同。当时西勘院说要开始野外作业,急需资金,要我把详勘、精勘的费用打过来,估计要800万元,我占80%,我应该是640万元,但我给打了900万元。

这中间,省里领导开始关注,让省办公厅调查,等他们调查结束,详勘也结束了。详勘发现是近20亿吨储量,省政府办公厅调查结束后,省长陈德铭在省政府办公厅的报告上签字,要求省国土厅处理,2005年8月和9月,省国土厅召集我们和西勘院双方进行协商,达成了一致意见,双方继续履行2003年8月25日的合同,双方代表签了字,随后省国土厅根据双方协商的情况出具了陕国土资办发[2005]65号文件,并报省政府办公厅、抄送双方当事人。

但不久,西勘院又对我们说,合同还是不能履行,又翻脸了。

《等深线》:这一次翻脸是一个怎样的过程?

赵发琦:就在国土资源65号文件刚下达不久,西勘院又说他们接到地矿局的通知,说这个东西要给外商来投资,说是香港企业,就是后来的香港益业。

这时候西勘院就开始乱讲了,说勘探是勘探,勘探不等于矿权,我就生气了,我说那我花钱陪你玩的啊?最开始西勘院在评估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,“将探矿权作价”,我们双方的合同也白纸黑字写了我们出1200万元就拥有了探矿权的80%。

探矿权是用益物权,是一种财产权,我们公司已经依约履行了合同付了价款,当然就获得了探矿权,我们勘探就是为了获得权益,不能获得探矿权,谁还会来花钱进行勘探?

随后我们给西勘院发了正式函告,要求履约。他们回复,说我们没有拿到下游产业,我说什么下游产业?我们签订的勘查合同和双方的会议纪要,都没有提到下游产业,纯属无中生有。而且,必须有煤炭储量才能谈到下游产业,我们签订合同时还只是普查,是拿了我们钱进行详勘,才知道了储量,在那之前,谁都不知道储量,都不知道有没有煤,何来下游产业?

《等深线》:我们了解到,香港益业后来也是和西勘院签订了相关合同的,这是怎么回事?

赵发琦:我们后来才知道,西勘院把陕西省政府也给骗了,汇报虚假情况,说什么我们跟西勘院的合同“尚未履行”,实际上我们已经履行了。西勘院这么干,也误导了陕西省政府,对后来的“一女二嫁”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2006年3月22日,时任省长在陕西办公厅的文件上,还批示要求地矿局局长妥善处理凯奇莱和西勘院的纠纷后,再和香港签约。但西勘院和地矿局已经被利益集团买通了,根本没把陕西省政府的意见当回事,2006年4月12日,在我们双方合同还在履行并未解除的情况下,西勘院又与香港益业直接签订了精勘合同。

但显然是有问题的。不仅是“一女二嫁”,而且按照此前国土资源厅的要求,西勘院必须对已有的勘查成果做评估,不评估,就没有办法确定已有的勘查成果,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合作,但西勘院在没做评估的基础上,就和香港益业签了。而且这个合同讲,精勘的收益全部给香港公司。

《等深线》:所以你自此开始针对香港益业进行举报?同时举报了很多官员?

赵发琦:没办法,我合法签订的协议没法履行,你签订协议却明显有问题,而且我们是同一个标的,“一女二嫁”,这个矛盾就是正面冲突了。

按照他们之间的合同,2006年,香港益业要把全部费用付给西勘院。但直到2014年,香港益业把项目卖给香港秦皇集团,才把这个钱补上了。

2009年,西勘院还主动给发改委写信,要求把这个矿权划给香港益业,结果陕西发改委回复说,按照当时的签约,应该是2007年开工,如果转化项目不能完工,就要收回这个矿权。

2014年,香港益业把这个东西卖了以后,西勘院和香港益业还搞过仲裁,目的是,把西勘院名下的探矿权转让出去,我们发现后进行了举报,后来仲裁委驳回了他们的仲裁请求。这充分证明,西勘院这个单位一直是不顾国家的利益和企业的利益,想方设法在倒卖国有资产。

我说的这些,都有证据。这些种种迹象,也看出背后是有很大蹊跷的,那我一个草根,没办法,只能不断把这些问题讲出来,这也是大家说我一直在举报的原因。

《等深线》:你曾经被看守所关了133天,这是怎么回事?有没有刑讯逼供?被抓、被关这件事,让你对整件事有重新思考吗?

赵发琦:当时是陕西省政府开了会议,决定对我的公司注销,对我抓捕,以虚假出资为由通缉了我。我躲了大半年,结果回去办事,被榆林公安抓了。

在看守所133天,我一生都记忆犹新。我当时想,这就是最坏的情况了,不可能比这个更坏了。进去第一天晚上,睡的很好,老打呼噜,害得别人没法睡,不断喊醒我。

接下来,我就觉得里面馒头好吃,那个馒头是手工做的。咱不是贵族,过去陕北计划经济年代,过年才能吃到馒头,我从小是苦日子过来的,当兵也很苦,所以这个日子我在物质上不觉得苦,就是心里不服。

没有刑讯逼供。很多次提审,威胁过我,但我明确告诉他们,不要乱来,我说这是有人想害我,你们也没办法,但你们如果动我,那就是个人间的事情了。

《等深线》:现在判决出来了,12年也已经过去了,你回头看当初,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出来?怎么看待这12年?

赵发琦:如果知道要走这12年,我当初还会不会做这件事,很不好说。但当初谁也不能想到需要这么久,12年!人生有几个12年?

我1983年当兵,上世纪90年代初下了岗,自己做生意赚钱,很不容易,如果说能回到过去,那我可能宁愿当时买了几个小煤矿干着,就那么做做生意。但当年的我,就是想要赌一下,如果你这块地有煤,那我赢了,没有,那我白投了。

实际情况是,勘探后我就赢了,但12年后,我没一分钱权益落实到位,那块地,现在也几乎是原封不动摆在那里,煤矿还在地里面,从这个层面说,这12年不堪回首,无言以对!

《等深线》:坊间似乎更多将你看作是一个反腐斗士,因为你举报的很多官员都落马了,你怎么看这事?整体来看,你通过自己这件事,对司法环境怎么看?

赵发琦:我举报这些官员,都有扎实证据,也有明确的东西能够证明,他们和我的事情有关系,所谓冤有头债有主。

看上去,我是在和政府部门打官司,但实际上,政府是官员组成的,里面一些坏人,在把持权力,在违反规则和法律,那么,就不得不举报他们。这是没办法的事情。

我是个草根,12年,也是见证这个司法的过程,亲身体会了很多东西,对社会的理解,对法治的认识,还是比较有收获的。就好比是学车,教练说要看前方,但现实生活中这么做,就撞车了,但实际老司机是凭手感的,那我可以说我今后有手感了,对吧?

总体而言,十八大以后我的案子变化很大,比如前面被注销的企业,也恢复了,我也无罪了,现在判决也出来了,这都是很明显的变化。当然,坊间说我反腐斗士,这是玩笑话,我们国家的反腐,是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后的明显体现,是党和国家在推动,我个人微不足道。

《等深线》:今后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?对企业的未来,那块煤田有什么想法?

赵发琦:谈不上规划,12年了,我现在,只能说和白岩松节目里面讲的,希望陕西省政府能够依法执行判决,认真履行我们和西勘院的合同。判决,只是说字面上的、纸面上的正义,只有得到执行,才是真正的正义。

其他的,我觉得走一步看一步,总体而言,我对中央提倡的依法治国、产权保护充满了信心,对法治、营商环境充满了希望,12年都过来了,我过去也很乐观,未来,我会还会乐观、积极地对待很多事情,虽然我是个草根,也只有初中文化,但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积极地、主动地去守法、去维护我们这个国家的规则,坚守我们的诚信这些才行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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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起普通的合同纠纷案,因为政府的干涉,案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,最终在陕西省政府致函最高法院以后,之前初审终 审的一致裁判被改判,私企凯奇莱败,政府胜。司法独立喊了这么多年,但政府干涉司法审判的案子屡见不鲜,除了人事和财政上的原因,“国有资产”“公共利 益”等看似政治正确的牌子一举,在党政部门统一认识的要求下,有几个法官还能够自信hold住??